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围剿”军，毛泽东、朱德制定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开始了以游击战为主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红一方面军主动退却，东渡赣江，将敌军诱进了苏区。
一向骄横的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龙冈冒进。红一方面军早已在此设伏，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张辉瓒部进入浓雾弥漫、山路狭窄的龙冈，红军早已布下四面包围，居高临下，猛烈袭击。
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被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
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中共中央特意表彰了红一方面军。
随后，红一方面军又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的第二、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红军也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剿”，扩大了红军和苏区。
然而，当时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无视红军还处于弱小阶段，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推行了一整套“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
就在“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实际地命令各地红军死打硬拼的时候，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紧了“围剿”红军和苏区。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5万大军，亲任总司令，对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鉴于前三次“围剿”的惨败，此次国民党制定了分进合击的战略，采取了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并强调实行“连坐法”，编组保甲，组织团练。
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向西转移。
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丢失，使中央苏区在战略上失去了“三足鼎立、互相支撑”的有利战略格局，大大增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困难。
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央红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灵活用兵，抓住战机，在黄陂、霍源地区选择有利地形秘密设伏，一举歼灭敌军近两个师。随后，又在广昌草台岗歼敌1个师。首创红军大兵团伏击战战法,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3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再次对各路红军和苏区进行“围剿”。其中，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兵力即多达50万。
这一次，蒋介石铆足了劲，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等新的战略，并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颁布“剿匪手本”，企图一举荡平苏区，彻底消灭红军。
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万分紧要的时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李德提出“以进攻对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与敌死打硬拚。
1934年夏，敌人集中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左”倾领导者提出“誓死保卫广昌”的口号，以中央红军主力9个师同敌人“决战”，死拼18天，部队损失惨重，广昌失守，还丢了建宁。
中央红军的广昌战役失败，彭德怀心痛地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的这番话，是对“左”倾领导者的痛斥，也是对红军反“围剿”作战失败的焦虑。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
在这期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一再拒绝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提出的实行外线出击的正确建议，使第五次反“围剿”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这时，博古、李德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转移准备不充分，大队人马行动迟缓，消极避战，给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3万余人!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面对惨痛的损失，红军指战员对于博古、李德这一套打法早已不满，党内军内迫切希望结束“左”倾错误的领导。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的作战，由“围剿”转为“追剿”。他调集150个团约40万兵力对长征中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极为悬殊。
面对强敌，党指挥中央红军果断放弃原定的就近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西进，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即令所部迅速围堵，并沿长江布防，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四川南部地区。
可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国民党军纷纷汇聚川南，红军突然调头向东，二渡赤水河，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贵州北部猛杀回马枪，突破桐梓、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蒋介石被打疼了，又指挥部队向遵义蜂拥而来。红军转头再渡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国民党军穷追不舍，又追到四川南部，而红军又虚晃一枪，杀回赤水河东岸，并以迅猛的动作，南下突破乌江，直逼贵阳。
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严令云南国民党军阀部队火速东进“救驾”。这一着，早在毛泽东的胜算掌握之中。在此之前，毛泽东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云南军阀部队昼夜兼程赶赴贵阳，红军却绕过贵阳，以秘密神速的动作向西直插云南。云南军阀龙云大惊失色，一面向蒋介石紧急求救，一面命令云南北部军队南下增援。
这样，金沙江防线就空虚了。
战机稍纵即逝。中央红军就像长了翅膀，直驱金沙江。
在金沙江畔，中央红军两万余人，用缴获的6只木船，兵分三路，从容渡江，将国民党军的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
当大梦初醒的敌军追踪到金沙江边时，除了捡到红军的几只破草鞋外，其余一无所获！
25年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对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指挥的规模宏大的三大战役倍加赞赏。而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啊。
大渡河的安顺场是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最终失败之处。据说石达开在全军覆没之前，自沉五个妻妾、两个幼子于大渡河的水流中，写下了“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诗句，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悲叹。蒋介石在安顺场严加布防，叫嚷：“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现为北京军区某部),担任抢渡大渡河先遣队。团长杨得志率领部队，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岸边。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夺到一条小船，迅即以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在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冲向对岸。
就在突击队刚到岸时，遭到敌火力压制，形势危急。神炮手赵章成抱起红军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和3发炮弹，以目测距，单臂执炮，弹无虚发，连续摧毁敌河岸据点，压制了敌火力。十七勇士迅猛抢占沿河工事，打垮了有一营之众的守军。
红军夺取安顺场渡口后，因水流湍急无法架桥，立即兵分两路，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一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从东岸北上泸定桥；一路由林彪率领，在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现为济南军区某部的红二师第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飞速赶到泸定桥，抢在敌援兵前迅速占领了西岸桥头。此时桥面木板已被敌人拆去，13根铁索寒光闪闪，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红四团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胜利地夺占了泸定桥。
多年以后，曾任红二师第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站在泸定桥边，庄重地回答了勇士们当年是凭什么跨越了这道天堑的。
杨成武将军同期声：
“第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命令；第二，不怕死，不怕苦，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踩到我们脚底下，我们一定要胜利前进；第三，必胜的信心，我们一定能胜利。”
抢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红军将士以超人的意志和胆魄，显示了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几十年后，党和政府在泸定县建起纪念馆，年近八旬的聂荣臻送来了题词：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
渡过大渡河，高耸云端的大雪山又挡住了去路。翻越雪山，一些同志因为抵不住高山严寒、缺氧或跌下雪岩，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刘志坚将军同期声：
“来到这个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的时候，翻了半天山，大家疲惫极了。忽然传来了一阵阵清脆的歌声，原来是一位宣传员，正站在路旁给大家唱歌。那位宣传员，也用两只冻得发红的手，抱着锣，跑前跑后，不停地高喊，加油啊，加油啊！突然，他一转身，打了一个趔趄，哇的一声，(被风)刮走了。”
草地在海拔
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了，是饮水还是瘴气中毒，或者是饥饿还是冻死，没有人知晓。
有的战士在临别前告诉身旁的战友，请告诉家里人，我是为革命牺牲的！这是多么让人敬仰的精神！
除了这种大自然的挑战，红军要克服的最大困难还是严寒和饥饿。多数红军在严寒下穿着单衣、草鞋甚至赤脚，踏上草地征程。粮食不足，部队要挖野菜、草根充饥，在断粮时，有的人还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皮毛坎肩或枪套、马鞍子都拿来煮着吃。
当时随军的廖承志一直想作一幅画，来纪念这种悲壮的场面。可每当他拿起画笔时，视线就被泪水模糊了，终生未遂心愿。然而，正是在千难万险之中的这种顽强抗争，铸就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王宗槐将军同期声：
“过草地我们跟聂荣臻同志都在一起。（聂总喊）‘哎，王宗槐呀，号召大家唱一个歌嘛！’好，站起来发动大家唱歌，排好队唱。（唱：‘敌人的骑兵不可怕，进到面前来打它，目标越大越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这个叫打骑兵歌。过草地嘛，唱这个歌也给大家个信心。中间也结合战术呵！”
长征途中，每天天上几十架飞机盘旋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途中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困苦。然而，跟着党就是方向，跟着党就是胜利，这一信念鼓舞着红军队伍中的每一个人。肖华在《长征组歌》中写到“革命理想大于天”，就是红军信念的真实写照。
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对红军的理想信念是重大考验，对红军的纪律更是严重的考验。
进入川康藏区后，红军出现了严重的粮荒。某部二连断粮数日。这时，他们发现了一缸当地老乡埋在地下的青稞。党支部严肃讨论后决定，给老乡留下50块银元和一封感谢信，来换取这缸关系连队存亡的青稞。
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使沿途群众亲眼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军队，什么是人民的军队。
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两军总兵力达到10万。党中央制定了北上抗日、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正确方针。
然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公然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他自以为兵多枪多，野心勃勃地向党争权。当阴谋未能得逞时，他便擅自率部南下，另立所谓的“中央”，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张国焘想错了。他以为红军也会像军阀部队一样兵随将走。而一旦公开搞分裂，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最后不得不取消所谓的“中央”，北上陕甘。
1938年春，当他公开投降国民党后，就连他已经带到武汉的警卫员也跟他划清界限。张国焘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结果。
陈云曾经说过：“对党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在别的军队里头，一个连长、团长、师长反水，就可以把队伍带走，可是我们的军队不是这样，某个什么长反水，下面的战士可以把他杀了，不跟他去。这是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党的力量。”
这是在长征途中，坚持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一场严重斗争。
在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论断：“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原则。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
一次危难中的退却，成为一次力挽狂澜的进军。
毛泽东深刻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点评：长征的胜利表明，有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红军就能坚定不移的听党指挥，就能够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